接下来，高文把跟盛珠如何相识的事如实告诉了施大爷。

“盛珠是个好女人，她来北京是为了挣钱给丈夫治病。”高文最后说。

“原来是这样……”施大爷哺哺自语，好像一时还无法适应这一切。

“她是安徽人。但她在新疆呆过好长时间。”

高文后来所说的施大爷一句也没听清，施大爷的态度很暧昧，高文不知道施大爷下一步会做什么。

高文在离开施大爷这儿的时候，施大爷依旧神情叵测，高文是带着悬念离开的。

高文再次游荡在大街上的时候，知道郝青在旅馆一定疑神疑鬼，想入非非，但高文实在不想回旅馆，一想到她那张狞恶的脸高文就不寒而栗。

高文恍惚茫然地乘上了西去的小公共，高文乘上车之后才意识到此举全是被动和无意识的，小公共售票员的吆喝执著而又可怜巴巴。高文不知道他乘车要去哪儿。到了京广大厦的时候，高文下车了。

高文下车之后首先确定自己要做什么，想好了是要寻找盛珠的时候，心里又犯疑，夜色遮盖下的茫茫京都，上哪儿去找盛珠？

高文判断，盛珠今天一天可能都在找工作，或许现在已经找好工作正在上班了。

盛珠由于在家乡的时候在饭店干过活儿，高文判断盛珠找工作的目标可能还是饭店，尽管她已被那个令人生厌的“板寸”炒了一次鱿鱼，但盛珠初到北京，不会“改行”的。

高文想起了盛珠说的挨着家乡里板镇电影院的那家餐厅，盛珠就是从那开始步入后来的生活的，包括入狱坐牢，包括和那个名叫柯迪的小青年结婚。

直到这时，高文还没有产生以盛珠经历为蓝本创作小说的打算，因为还没有产生那种通常被人们称作“灵感”的东西。

高文在京广立交桥下的一家家小餐厅门前停留、观望，后来高文觉得这样盲目寻找无疑是大海捞针，便不再抱期望今晚能找到她了。

那位化工厂的脸上有疤痕的姑娘就是在这时候发现他的，高文准备穿过立交桥底下的公路到京广大厦门口看看热闹，高文对出没于这类五星级大饭店的人很是歆羡，在北京混了这么多年，高文对所谓“崇高的精神”已远远不像当初那么热衷并共鸣了，高文幻想着自己有一天能在这类大饭店里包房间和一个个美女共度良宵。高文在立交桥下的公路中间被那位姑娘叫住了。

“哎，你去哪儿？怎么，不认识我了？”

姑娘嬉笑着脸，高文愣了半天才觉得似曾相识，但想不起在哪儿见过她。

“对不起，”高文说，“我一时……”

“真是贵人多忘事。刚才我在餐厅吃面条的时候就看到你了，我看你对餐厅望，我还以为你认出我来了呢。”姑娘在闪烁的车灯和京广大厦门前各色绚丽灯光的交映之中，充满鼓励和诱导意味地望着高文，“怎么，还想不起来？我们在分厂俱乐部跳舞……”

那家化工厂是北京化工企业的一家分厂，厂里的职工都简称为“分厂”，但高文差不多有半年没去跳舞了。高文一下子想起来了。高文还依稀记起了姑娘的名字。

“哩，我想起来了，你是不是姓安？叫安……什么来着？”

“安蓉。”

“你怎么在这儿？”

姑娘没有回答高文的问题，急急地问：“你现在不去分厂跳舞啦？”

“是好久没去了。那儿每晚还开吗？”

“一直开着。”姑娘说，“你现在上哪儿？要不要我给你介绍一个玩的地方？”

“上哪儿玩？”

“最低消费100元。怎么样，有兴趣吗？”

高文开始很紧张，高文以为姑娘干上了那一行。北京人通常把这类人称为‘鸡婆’。高文进一步忆起了姑娘跟他在分厂的工人俱乐部跳舞的情形，安蓉的放荡和大胆曾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后来高文知道了，安蓉不是‘鸡婆’，她在附近给一家歌厅拉客，安蓉从工厂下班之后就来这里，给歌厅拉客是她的第二职业，每介绍一位额客人进歌厅她可得20元提成费。

高文来北京这么多年还从来未进过歌厅，高文靠稿费为生，高文听说过歌厅的消费水准，他是没有经济能力去歌厅消费的，因而高文对歌厅总是敬而远之，不敢问津。

高文好多天之后回忆起第一次进歌厅时的心情，依然认为当时处在一种滑稽可笑的冲动之中，而这种心情在高文决定跟名叫安蓉的女工尝试一下“最低消费一百元”的滋味时就产生了，进去之后高文恍若如梦，脸上有疤痕的姑娘把他介绍给经理之后就走了。高文注意到安蓉跟歌厅的合作是一种现炒现卖的生意关系，当时经理就给了她二十块钱。

高文在歌厅里呆了几个小时，高文离开歌厅的时候一分钱也没花，这家名叫金达莱的朝鲜歌厅的经理对高文的热情让他意外而又兴奋，经理叫千善子，是来自东北延边的一个丰满迷人的朝鲜族少妇。

高文不知道千善子对他的热情是缘于他本人的魅力，还是缘于作家的身份，离开歌厅的时候高文答应为她们歌厅写一篇文章。

高文不是空头许诺。高文的题目都想好了，叫做《朝鲜歌厅风靡京城》，高文准备在文章里重点介绍金达莱歌厅。

高文知道今晚又吃又唱又有小姐陪坐。若不是千善子经理开恩，他倾囊也不够如此奢侈的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