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完晚饭，施大爷很知趣地说：“你们早点休息吧，碗筷我来收拾。”

高文说：“多谢了，施大爷。”

施大爷收拾碗筷的时候朝高文使了一个暧昧的眼色。高文陡然觉得老态龙钟的施大爷年轻了许多。

高文完全是一副久别如新婚的焦急神态，早早关了卧室的门，和盛珠睡下了。

盛珠说：“别以为我对新疆一无所知，我对那里熟悉得很。”

“怎么，”高文诧然，“你不是安徽的吗？”

“是呀。我是安徽的。可我就不能去新疆吗？”

“你去过新疆？”

“我在新疆准葛尔盆地南部边缘生活过两年。”

高文一下子跳了起来：“什么？你在那儿生活过两年？”

“你在新疆什么地方？”盛珠平静地问道。

“我出生在石河子，后来在乌鲁木齐工作。你干吗去那儿？”高文睁大眼睛问道。

盛珠沉吟不语。

在白炽灯的光线里，高文察觉盛珠的眼睛里深藏着一种幽优，一种凄然，一种宿命一样无法排遣的孤苦。

“你怎么啦？”高文心里沉重起来。

他觉得对盛珠还不完全不了解。或者说他了解的还只是皮毛，还有另一个深藏着的盛珠通过眼前的盛珠若隐若现。

“你去新疆干吗？大学毕业分配去的，还是去那儿打工？”

“为了我的丈夫。”

“你的丈夫？”高文的眼睛奇怪地睁大，“你哪来的丈夫？什么时候结婚的？”

高文连珠炮似地问完就觉得自己很可笑，他不知为何在这之前一直认定她没有结婚。他当然知道她不是处女，这似乎更在情理之中，而“丈夫”似乎是横空出世一样，令高文猝不及防。

“我早就结婚了。”盛珠说。

“你丈夫在新疆？”高文追问。

“是的。我们结婚那一年他去了新疆。”盛珠说，“当时我们都已经快上三十岁了。而他还完全像个孩子。”

高文看到盛珠的语气里充满着一种母性。

“我比他大两岁。”盛珠说。

“他在去新疆之前，是个民办教师，他是和一拨同乡一道被招聘去那儿教书的。”盛珠说。

“在那儿待了半年之后，他患了忧郁症。我就去陪他。那时候他根本不能离开我，半天见不到我他的精神就会崩溃。”盛珠说。

“我去陪了他两年。待他回到安徽，已完全疯了。”盛珠说。

高文看到两行清泪从盛珠眼里潸然而下，在燥热的六月夜晚弥散着冷涩的光。

高文已经明白了，这一夜的氛围已不适宜做爱了。高文已经被带到另一种情境里。始料不及。高文的忧郁也被勾起。为了克服这种心境，高文把注意力集中到了虚构的广场故事中，如果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那么高文认为中国还有作家也是可耻的，还有关于文学的这个奖那个奖，则是可耻之极，虽然高文还在写作，甚至还得了大奖，但高文不觉得自己可耻，因为心中虚构的故事成了他的“道德保母”。他虽然有病但没有沦丧，也许会崩溃但不会放弃……

施大爷在厨房洗涮碗筷的时候，手脚很轻，有意无意地想听一听高文屋子的动静。

施大爷的这种心理既可爱又可笑，亦复可恶可叹。

不过，直到他躺下入睡的时候也没有听到任何异常的，或者说他所期盼的声响。

天快亮的时候，高文知道了另一个事实，盛珠闯京城是为了挣钱给丈夫治病。

她的丈夫名叫柯迪。

高文没想到以天安门为契机，进入的是另一个故事。

尘埃落定之后，高文拒绝所有采访，包括那位来自美国的著名精神学家胡塞恩博士。他主要是作心理学研究的，对盛珠和柯迪的事也非常感兴趣。高文之所以拒绝采访，他认为整个悲剧的残烈程度和体现人类美好感情程度是成正比的，他不能让他的记忆被当作标本去研究。而胡塞恩博士的那篇以他为案例的心理学研究著作给他带来的政治上的麻烦，他不在意，那是他个人的另一层面的事，实际上如果没有胡塞恩博士，就不会有后来的一切。关于盛珠，在写了两部有关她早期生活的作品之后，他没法写出第三部关于盛珠的然何作品。而且只字不提。